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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学者

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,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,中国钱币丛书编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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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应有管理史学  

2009-09-05 11:31:2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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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,遇到不少与管理学有关的问题(或许应归入管理哲学,因为带普遍性)。比如,北宋朝廷有几十个直属机构,这就存在一个管理幅度问题。那么多的机构都统到一个机构处,效能低下是不言而喻的。中国古代士大夫很迷信国家,似乎什么事一交给国家,制定一个制度,就可以万事大吉,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。以宋代青苗法为例。本来此法的提出是想减轻百姓负担,少受高利贷盘剥。但一实施就遇到问题:首先是百姓借青苗钱要走很远的路(官仓不在本村)。其次,也是最主要的。借和还都难以避免官吏的盘剥。最后,借贷青苗钱要不要定指标?一定,官员要考核,强制抑配就不可避免,不定指标、没有奖惩,官吏对此事又不积极。所以,青苗法就不能长久实行,很快被废了(尽管歌颂王安石变法者唱了许多赞歌)。

中国的百姓总说:制度一到下边就变味。我说,这当中包含着制度本身是否切实可行的问题。因为制度总要人来执行,而人是活的。中国古人总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帝和一群包拯,但希望总是落空,好皇帝、包拯都太少。多数皇帝、官员都是俗人。

最近,听“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”讲宋史,听到岳飞被害一节颇有感慨:宋朝是赵家的,宋高宗这个赵家皇帝却不对宋王朝考虑,要打小算盘。后来一想,其实何止宋高宗,史上有几个皇帝是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。

皇帝是如此,各级官吏也是如此,我们研究历史、讨论制度,恐怕要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。有个时髦的名辞叫行为科学,据说也属于管理学。

用管理学分析分析历史上的事,或许某些是非是更容易判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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